十年丨张美音：父亲让我去问江青

原题

父亲让我去问江青

作者：张美音

原载微信公号熊窝

（一）

1967年5月11日，我的父亲张艾丁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了，这一关押就是整整8年时间。父亲的“罪名”是：反军，反江青，反“中央文革”。抓捕父亲的命令，是江青亲笔署名签发的。

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在家里我是深得父亲宠爱和信任的女儿。就在父亲被抓的前几天，1967年的5月初，也许是预感到了大难临头，父亲与我有过一次铭心刻骨的谈话。

那天父亲对我说，“(单位的大字报和批斗会）我被扣上反江青的罪名，可能会被抓。但这绝对是冤枉的！我为什么要反江青？！我是被人陷害的！假如我被抓起来，你要照顾好妈妈和小丁(小弟小学二年级)。”我含泪点点头，不敢抬眼看父亲，父亲的声音哽咽着，想必是落泪了。

曾经父亲的形象在我心中是何等高大伟岸！他是京剧《杜鹃山》的编剧兼导演，《杜鹃山》是1964年全国现代戏汇演轰动一时的参演剧目。父亲生于1910年，祖籍安徽桐城，大学毕业后在中学教国文。抗日战争一爆发，他就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戏剧运动中，他对戏剧的热爱，从中学时代演文明戏开始，文明戏是中国话剧的雏形，也是早期的京剧改革。文明戏与中国传统戏曲的区别在于以“对话”为主要表现手段，“唱段”还部分存在，但表演和唱腔已经不再程式化。戏剧救亡，是青年父亲的革命理想。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三十二军的军长商震将军，有个三十二军话剧团，父亲曾为团长，开展救亡歌曲和救亡演剧活动。1949年父亲从华北文工团转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1958年调入北京京剧团。虽然他先后导演了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主演的《三顾茅庐》，导演了张君秋主演的《诗文会》和赵燕侠主演的《白蛇传》《红梅阁》，但是作为一个民国培养的洋派大学生，一个抗日烽火中的资深话剧人，父亲是在江青之前，就力主京剧改革的。

“文革”开始，父亲的工作单位，北京京剧一团工作组由李英儒负责，李是军队作家，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李英儒说他的工作组是江青指派的，京剧团的一些人因为对李英儒的工作提意见，就被扣上“反军”的帽子，反李英儒，就是反江青，反江青，就是反中央文革。父亲本人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针对李英儒的言论，却被诬陷成“黑后台”，遭到逮捕，关押8年。后来狗咬狗，李英儒也被咬下去了。

父亲是党外的戏剧工作者，从1964年全国现代戏汇演到1966年文革前，父亲完全不知江青涉足文艺界，更不知道江青还有什么文艺革命的主张。只是为了他自己的京剧改革理念，父亲在媒体上公开参与论战，发表了倡导京剧学习话剧的文章，论战的对立面特别指出父亲的话剧出身，指责父亲所谓京剧现代戏改革就是“话剧加唱”。直到《北京日报》发表社论点名批父亲，他才觉出大事不好，激流勇退。

“文革”开始后，父亲方知自己当初参与的论战，背景是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与江青的暗斗（后传言江青赞赏过父亲“话剧加唱”的主张），争论的实质并不是京剧现代戏改革的学术分歧，而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权斗。

父亲对我说他“不反江青”，指的就是他从1960代初开始，就是京剧现代戏的坚定的改革派，他编导的《杜鹃山》与江青的现代戏主张非但不冲突，还可以说不谋而合，怎么能给他扣上“反江青”的帽子呢?

听到这里，我告诉父亲，前几天，学校有同学说，他们偶然经过人民大会堂，看到大门敞开，有许多学生出出进进，就跟着进到了会议厅。居然看到江青正在那里接见红卫兵！……我对父亲说，“如果还能有这样的机会，我也混进去，当面问问江青，你哪里反她了?”现在想来我真是太幼稚、太天真了，当时我是一个初二的女孩。

没想到爸爸听了却非常激动！他认真地对我说：＂对！你一定要当面问问江青！我究竟哪里反她了？”……

几天后父亲失踪了。没有任何人来通知我家是什么情况，母亲找到剧团去问，剧团说让我们等公安局方面的消息，但没有任何消息。几个星期之后我们才收到一封信，是父亲的笔迹。当时我的最大感觉就是“父亲还活着！”……信的内容是他需要一些生活用品，在指定时间送到半步桥监狱。

我牢记着自己答应过父亲，要设法溜进人民大会堂，当面去问江青。从此我总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西侧的马路边游逛，从早到晚，盼着能有那样一个机会进入，替父亲去问问江青。那些日子我每天寝食难安，人变得又黑又瘦，夜里睡不着觉。需要吃安眠药，超量一次吃到五六片，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但我却始终没有寻到机会完成父亲入狱前的这个嘱托，直到我离开北京去内蒙古农村插队，都没能想办法进到人民大会堂里面去问江青……

1960年代全家福，父亲张艾丁（右１），本文作者（后排右１）

（二）

1968年我随学校同学下乡到了内蒙古武川县。爸爸被关了8年，我在内蒙古农村插队也是整整8年。这8年里，我从知青变成了一个真正受苦受累的农民。

春天大地刚一化冻，就开始播种小麦、莜麦，牛拉着木制的耧，我在这个季节干的是帮耧、打拉洞、抓粪，这几样活儿我觉得抓粪是最苦重的，笸箩用绳子套在脖子上，深一脚浅一脚在松软的地里追着牛拉的耧，手不间断地抓笸箩里的粪往地里撒，又脏又臭又累还生怕追不上前面牵牛耧地人的速度；地种完，队里安排做泥水，后山人住的房子都是土坯盖的，过了冬天，必须在房顶贴上一层新泥防雨季漏雨，这个活儿，我主动申请挑水；接着是夏天锄地；最恐怖的是秋收，远近山丘望不到边的金黄庄稼，都等着我们用双手放倒，知青很少有谁能像老乡那样利索的，总是连滚带爬、咬牙切齿的一天天坚持着，手上满是血泡，收工时手套粘在皮上脱不掉，割莜麦用镰刀，对于有腰病的我来说，到了地头根本直不起腰来；我们知青还包下了场面上往脱谷机里擩麦子的活儿，戴着风镜、纱巾、口罩、手套，一个个打扮得如同妖魔鬼怪，仍旧免不了衣服里面（包括脖子、裤腰、甚至耳朵眼儿里）满是麦芒和细尘，眼睛刺的红红的如同害了眼病，这在农村本不是女人干的活儿，可是我们女知青还抢着干。

因为缺吃少穿，有些知青还依靠着北京的父母，要这要那，或者长期呆在北京的家里混吃混喝不回农村。我却是努力于不给母亲再增加负担，生活不但要自给自足，每到农闲回北京，还要大包小裹背回家各种短缺的食物：鸡蛋、豆子、成袋的面粉，一扇羊肉或是半扇猪肉。我记着父亲进监狱前的嘱托：照顾好你的妈妈！照顾好弟弟小丁！

几年后武川县的一些村子兴起了女知青嫁给农民的风潮，结婚至少可以逃避繁重的体力劳动，当地风俗是女人结了婚就不用下地干活儿了，只在家里做做饭，吃喝也比当知青要富足些。我们村里11个知青，就有5个嫁给了老乡。我们同住一屋的也是5个女同学，面对提婚、诱婚，我的态度是坚决抵制。在我的带领和保护下，我们5个女知青都没嫁农民。

为此村里也打击排斥过我。后来老乡们慢慢认可了我的吃苦和能干，还选我当了妇女队长。我成了村里有话语权的人物。1975年老乡联名推荐我上大学，在一张纸上，几十个人按了红手印。

可是父亲还在狱中，被“拘留审查”。来武川招生的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听了有关的介绍，看了我的档案，觉得因为父亲的问题尚未结论，（如果定性了，当时政策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有可能上大学）就不明不白失去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有些可惜了。所以，大学招生的老师为了我的上学之事，破例到北京市公安局进行了外调。

北京市公安局专案组的杜好先、张国钧告诉招生的老师，张艾丁的问题已经清楚，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专案组曾经前后三次与北京京剧一团（文革时的“样板团”都被江青编入中央军委系统）的领导联系，希望以剧团的名义出具公函，接出张艾丁，可是剧团表示拒绝。

好心的招生老师又亲自来到北京我的家里，找到我母亲，将他们从公安局了解到的情况告知，正逢在青海工作的哥哥张海燕到北京出差，家人这才得知了我们自己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得知的内情。北师大招生的老师还帮助出主意说，“借此，你们不妨去找剧团领导恳求一下，如果能接出张艾丁，不仅对他精神和身体的健康恢复有好处，还可以一并解决女儿张美音上大学的问题。”

第二天，我哥哥张海燕与我姑姑林薇去见父亲单位的党委书记薛恩厚，（进入“三结合”领导班子，江青给他改名“薛今后”）哥哥和姑姑在晚上找到薛的家里说明情况：公安局已查明张艾丁没有什么问题，且老人年过花甲，体弱多病，希望单位领导无论如何能将其接出来。可是薛从头至尾一言不发，当哥哥和姑姑无比失望、无奈，打算离开薛家时，他才挥了下手，说了三个字：“朝前看”。

“朝前看”，看什么呢？真是“阎王好办，小鬼难缠”。

我还是在农村，上不了大学；父亲还是查无实罪却被无辜关押着。为什么公安局三次主动联系父亲单位要他们出具公函接我父亲出狱，却屡遭拒绝？原来，京剧团有人放话说，张艾丁被捕入狱的事情是江青同志亲自过问的，拘捕令是江青同志亲自签发的，此案是铁案，没有翻案的可能。鉴于江青的身份地位，也没人敢趟这浑水，没人敢接他出来。

我一直觉得高高在上的江青离我父亲和我的家远着哪。怎么都没有想到，江青亲笔签署拘捕令抓的第一个人，竟然就是我的父亲！

1968年冬天下乡插队后的本文作者

（三）

我与丛兆桓老先生约了一年，终于在2002年2月17日见面。这时距离父亲1987年去世已经过了15年。丛先生送给我一本书，《丛兆桓评传》，作者陈均。这本书讲述了丛先生作为昆曲大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多彩人生。丛先生早年演出的很多剧目我小时候都看过，他是昆曲舞台上风流倜傥的小生，《牡丹亭》里的柳梦梅、《李慧娘》中的裴生。

《丛兆桓评传》这本书最吸引我的，还是丛先生在狱中的8年。泣血的描述让我联想到父亲在狱中的情形。丛先生文革期间的牢狱8年，是与我的父亲张艾丁同样的罪名，关在同一所监狱。在他们的关押期间，我们两家亲属经常悄悄联络，相互打探消息，相帮互扶度过了那艰难的8年。我还记得当时丛先生的夫人秦肖玉带着幼小的女儿丛珊（主演《牧马人》获得电影百花奖）到我家的情形，丛夫人和母亲都不敢大声讲话，她俩悄悄低语，小丛珊默默地坐在一边。

父亲被释放的时候，“四人帮”还在台上，大概出狱时父亲受到过警告、恐吓，关于他8年狱中生活的情形，他在家里只字不提，我们子女，包括我母亲都毫不知情。所以阅读这本书是我了解父亲狱中生活的唯一途径。

关于监狱生活，书中这样写我父亲：跟我一起关进来的老头，编剧张艾丁，他也是曾经一度皮包骨头了。腿很细很细，连“放茅”去厕所时都走不动，要人搀着。不然要在地上爬了。这时我就写个小条子给他：“无论如何要坚持活着出去，老先生，无论如何要坚持活着出去”。最后他坚持出来了。

读到这里我已是泪流满面，无法自持。呜呼！我可怜的爸爸！

《丛兆桓评传》第六十五节写到，1967年5月11日，上午九点多钟，北京市公安局没有宣布任何罪名，只说，奉上级指示，铐起来！然后就手铐起来上汽车，也不知到哪里去，后来知道预审处在半步桥……与丛兆桓同时被捕的还有北京京剧团的编剧、导演张艾丁，时已年过六十，被诬为“少数派”之“黑后台”而打成“三反分子”。《狱中诗》有20余首，其诗云：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

还似旧时游闹市，

擎妇将雏任西东，

愉快又轻松。

人生七十古来稀，

我今已过六十余，

风前残烛自易熄，

瓦上微霜日上时。

生何欢兮死何惧？

晚节未保悔恨迟。

瘐死狱中难瞑目，

千古余恨永无期。

丛先生在监狱里的时候，伺候过四个疯子，用席子卷出去六具尸体，对此作者陈均先生评道：“听丛先生讲述狱中故事，最平淡之语莫过于此”。而我想到的是，我爸爸真是九死一生啊！

《丛兆桓评传》之七十二，1970年备战，丛先生与同监在押人员（包括我父亲张艾丁、北京人艺演员英若诚，后来知道还有中学生周七月等）被全副武装的公安干警从北京解押到山西省阳城县。到了山西，不但吃不上北京的窝窝头，也吃不上临汾的坨子，完全吃稀饭，一顿两碗，高粱面做的糊糊（不是很稠的那种临汾那边能够捧起来吃的）。

这个稀到什么程度？稀到能够照见脸。水一样的，这样一顿两碗就吃不饱。他们说遭灾了，只能吃稀的。年轻人为了吃饱点或多吃一口，就打架，也有欺负老实人的，“你吃不了给我”去抢一口。小伙子为了吃饱饭，伺机到后院里（比如去放东西）偷吃猪食，部队喂的猪。大锅里熬的猪食，倒上点解放军吃剩的饭菜。一旦被发现，就挨揍。这里又引了我父亲张艾丁的《狱中诗》：

监狱生活何所求，

一日专盼三碗粥，

室内粪便呈异味，

桶中饭菜胜珍馐。

筷头碗底俱舔尽，

颗粒无存尽入喉。

可怜洗碗刷锅水，

小猪见了泪双流！

监狱生活费思量，

颠三倒四难猜详，

青年俱患胃亏养，

老人肠胃反正常。

丛先生8年后终被释放，监狱干部对他说，“在我们这儿8年，吃了我们的饭，得给我们缴伙食费”。多少钱？“一天两毛二，一个月六块六，等补发你8年的工资后，来这儿主动缴纳齐，之后的一切与我们不再相关。”

我想起父亲被抓进去后，粮食关系还在家里，每个月都有一份父亲的粮油票，家里人稀里糊涂就吃掉了。一年后突然接到通知要销掉父亲的粮食关系，还要追讨他的粮票油票。吓坏了我母亲。于是发动所有亲戚，包括姑姑、叔叔、二姨、三姨，帮我们家凑粮票，凑足换成全国通用的赶快缴上去。

那种时候谁不胆战心惊？比起被处决，比起被索要“子弹费”的亲属，我家的遭遇，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四）

父亲1967年被捕，1975年释放回家，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4月4日，在文化部召开的万人大会上，才正式平反。

1978年6月，我哥哥张海燕投稿《人民日报》：《寻访杜好先、张国钧两位恩人》，内容是感谢北京市公安局张艾丁专案组的这两位工作人员，既是表达感谢也是寻人启事。哥哥的文章先登在《人民日报》内参上，后经有关领导批示，加上编者按，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发表在《人民日报》8月16日第四版头条。

张海燕文革时是天津大学化工系化学工程学专业的一名在校大学生。他为了营救父亲，从1967年在校时期开始，到1970年8月被分配到青海西宁的一家机械工厂8年，再调到天津化纤厂和天津大学，最后截止到父亲1978年4月4日正式平反，在这长达11年的时间里，哥哥先后用邮寄，还利用探亲和出差到北京的机会上访北京市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接待站，投书百余封！为父亲鸣冤。

这些信件大都被批转到关押父亲的北京市公安局处理（一小部分被转到哥哥的单位）。父亲释放回到家，曾经告诉哥哥，北京市公安局父亲专案组的杜好先、张国钧两位办案人员，借审讯之机，给父亲读转到北京市公安局的哥哥的上诉信件。父亲依此得知妈妈和我们兄弟姐妹都好，父亲当场哭了！从而更坚定了要活着出狱的决心。

1973年春节，哥哥未婚妻的父亲患胃癌晚期已扩散，未来的岳父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见到老闺女（未婚妻在其兄弟姊妹中最小）成亲，于是哥哥决定结婚。他写信给北京市公安局，作为张艾丁的长子，希望能让他和未婚妻以及自己的妈妈、兄弟姐妹与尚在关押中的父亲见上一面。

几乎所有亲友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甚至还有亲戚出面阻止，怕这样瞎折腾会再度连累到他们。但是，在杜好先、张国钧两位办案人员的支持和帮助下，我们全家人终于见到了被关押的父亲，我永远忘不了这次见面。哥哥和未婚妻把这次见面当成婚礼，他俩再没有举行任何形式的婚礼，甚至也没拍结婚照。哥哥的岳父在哥嫂结婚几个月后的1973年夏天，与世长辞。

直到我们与父亲见面一年后的1974年春天，父亲还没有被释放。于是哥哥张海燕继续上诉，上诉信被批转到北京市公安局后，专案组杜好先、张国钧马上给我妈妈打电话，说关于释放我父亲的问题，“你们想到的我们都想到了，你们没有想到的，我们也替你们想到了。我们办不到的，你们也办不到。请你转告你的孩子不要再写信了。”话语中句句充满关爱之情，我妈妈把他们的话转告给远在青海的哥嫂，也告诉了我们其他的兄弟姐妹们，温暖了全家人的心。

杜好先和张国钧几次去父亲的工作单位北京京剧一团（即今天的北京京剧院）要他们接出父亲而遭拒，他俩同时也不放弃其他的尝试和努力，最终依据当时出台的政策将父亲办成“保外就医”出狱。在父亲人出狱而身份未得到正式平反这段时间，杜、张二人多次来我家看望养病的父亲。但是从万人大会为父亲等人正式平反那一天起，我的父母和全家人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二位的踪影。因此，父母在生前都曾对我们子女交代说，很遗憾未能亲口向杜、张二同志说声“谢谢”，希望我们有机会时，要当面向他们表达感谢之意。

虽然哥哥1978年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寻人启事”，但是时至今日，苦苦寻找，却杳无音讯。弟弟到北京市公安系统层层问询，连老干部局都不遗漏，结果全部是“查无此人”。有同学被我们坚持不懈的诚意所感染，通过人名搜索在全国查到好几个“杜好先”，经过仔细筛选比对，认为山东省高密县的“杜好先”似乎最接近，紧接着我寄出挂号信，却被当地邮局贴了三个“查无此人”的条子退回。我再打长途电话到当地派出所核对细节，将原地址更改为“山东省高密市密水街道南关新一村”，再次发信，仍然被退回。

这两个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似的，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也难以完成父母的遗愿。——杜好先，张国钧，当年父亲的办案人员，如今你们可安好？

写于201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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